【骆叔医话】患者安全，不只是医生的事儿

本周一，我们纽约长老会儿童医院一年一度的“患者安全博览会”又如期而至了。过去几年这已经成为了我们医院的保留节目，主要是开放给小病人及他们的父母参加，向他们科普一些患者安全知识，以及介绍医院新采取的安全措施。把这么一个会议做成集市的形式，是针对我们的患者群体，吸引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者每到一个摊位都能玩一个小游戏，通过游戏我们会向患者介绍一些小知识，从抗生素的使用到手术室流程，从与护士的沟通到医院的精益管理进程，多玩几个游戏集齐印花就能兑换奖品。通过这么一种轻松的形式去进行患者教育。同时告诉患者及他们的家人，医院正在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保证你们的医疗安全，我想这无形中也给他们增加了治疗的信心。

▲周一在儿童医院大堂举办的患者安全展会。镜头正中是一个介绍抗生素使用的摊位游戏，医生正在与以为病人家长交流。会场内一共有20多个这种摊位，分别介绍不同的患者安全知识。

这个集会是医院级别的行为。下到每个科室，我们也非常注重对患者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拿我们骨科做例子，由于脊柱手术做得最多，我们每年会面向脊柱侧弯高危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3到4次大型的讲座。基本是倾全科室之力，医生、护士、科研人员轮番上阵，科普疾病概况、介绍治疗手段。这包括让家长了解抗生素的应用，为什么我们只在术后持续使用48小时；也包括加深他们对术后疼痛的理解，过度使用止痛药也许能让病人免于一时疼痛但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让小病人和父母不止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父母在治疗过程中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应当获得怎样的治疗，他们可以问更多的问题，可以勇敢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其保守治疗是不是应该果断采取手术？这种药物行不通是不是换一种药物？这样病人的参与度更高，医生的工作也会更轻松。

我觉得对任何医院来说，想尽办法去走近患者、将教育和理念传达给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举办各种线下的活动，长老会医院还很放了很多精力在网站和各大社交网站上与患者互动，向他们灌输患者安全方面的意识。只可惜美国没多少人用微信，不然我还可以效仿国内的许多医院，在微信上与患者进行每天的交流。

▲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官网首页，每周都会更新一位患者故事，并讲解我们在治疗中采用的安全流程。这样既让患者们有更强的安全意识，同时让他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无形中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我们做这么多的努力，必然是有其原因的。当然达到宣传的目的、吸引更多患者到我们医院来看病是其中之一，但并不能说是最主要的动机，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良性的副产品。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医院希望让患者更多地认识到在质量与安全方面医、患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提升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不应该是只有医院、医生才能操心的事，让患者也参与到其中来，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例。在过去，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更多地是以“提供者”（医生、医院）为中心；而近年的趋势则完全改变了，大家都在努力围绕着“接受者”（患者）来重新设计整个体系。这就像任何商业产品的开发都必然离不开市场调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只是这种观念好像直到最近才慢慢被引进到医疗中来。例如最近我就受到纽约某基金会的邀请，参与设计一个关爱女性健康、提高残疾女性医疗质量的项目中。项目组的每次会议，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由真正本身就有残疾的女性发言。当然她们绝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社会地位显赫，有的甚至自己就是医生，但由于自身的残疾她们在获取医疗服务的过程中还是会受到种种限制。通过聆听她们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去关爱到她们背后的整个群体。

我自己是一个骨科大夫。我懂得脊柱侧弯和脑瘫的所有理论背景、治疗方法，但我没有收到过这些病痛的折磨，我根本不知道病人要怎样才能真正感觉到被关怀。而如果病人认为他们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可能会逐渐丧失对医生、医院的信心，最后甚至放弃治疗。在参与项目设计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乳腺癌在脑瘫女性群体中的死亡率，是在正常群体中的3倍。这并不是由于脑瘫患者患癌率更高，而是因为许多脑瘫患者根本没有得到与常人一样的医疗，去定期进行乳腺X光检查。所以说，如果你不以患者为中心，你还能怎么样去提升实际就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医疗质量？

经常有孩子会问我：为什么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不同的人来问我几个同样的问题？为啥医生要拿笔在我的腿上写上他的名字，像是把我纳为己有了一样？这些时候我当然会耐心地向他们解答：因为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要为你的安全负责，所以根据我们手术室的要求他们必须一再地跟你确认事项；因为医生更要为你的安全负责，在腿上做标记是为了避免出现手术部位上的混淆。但也每每是这种时候，更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患者间的沟通做的还不够。如果能做好更多的教育，患者就会知道这些看起来繁杂的流程，是医院精心设计出来保障我的安全的，他们能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更自信、没有疑虑，这其实就为高质量的医疗提供了最理想的土壤。

▲每年夏天我都会在自己家举行一个泳池派对，除了家人外还要请很多我的病人参加，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有许多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每年到我家来参加派对，一直到高中、到大学。出于病人隐私条例我没法贴出他们的照片，就在这放张派对上我跟家人的合影吧！照片里可都是我的孙辈哦。

已经一再有研究表明，在术前对患者进行疼痛控制方面的教育，能显著提高患者满意度，同时能显著减少药品的使用、并发症的出现和再次入院的次数。对于任何医院来讲，这不仅可以达到为患者服务的宗旨，同时可以极大地节约成本，因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好它。

质量与安全，确实是医院内每天都在讨论的话题，但它绝不能只停留在医生们的闭门造车。病人的治疗效果与满意度才是医疗质量的终极体现，这也我们必须要让病人在质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基金会，以PCORI（Patient-Centered Outcomes Research Institute，患者中心医疗质量研究所）为首，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鼓励专门围绕病人的质量研究。我理解更好的的患者教育必然需要更大的投入，而对于已然非常忙碌的中国医院、医生，尤其是在地区内一枝独秀的三甲医院们来说，这些投入也许看起来有些得不偿失。但我相信出于对更高医疗质量的不断追求，医院和医生们终将会更走近他们的病人。

骆德唯

2017年3月2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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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多学科中心的建立与领导

上周我提到，小儿脑瘫是我在过去十多年中专注研究的专业方向之一，为此我甚至牵头在哥大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脑瘫治疗与研究中心。之前有许多到访的中国医生对该中心的存在形式、设置、职能及管理流程非常感兴趣，认为可以借鉴到国内的院内多学科中心身上。今天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系统地介绍一下。

哥伦比亚大学医院维恩伯格家庭脑瘫中心（Weinberg Family Cerebral Palsy Center）可以说是近年来我除了IHL外的另一个心血所在。我们创建该中心的念头起源于大约10年前，当时在全美范围内针对脑瘫儿童的跨学科治疗中心非常稀缺，而众所周知对这种特殊的疾病来说跨学科的协作是非常必要的。但在设立之初，我们也面临着重重的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没钱。在美国医院内想成立疾病中心，国家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医院、学校也不会提供支持，不但不提供支持还要设定标准：按哥大的规矩，中心想要挂牌，启动资金至少要达到1000万美金，存入校董会基金，每年提利息（一般是4%-8%）支撑中心运营，剩下的只能靠临床收入和科研经费自负盈亏。这就逼着我们要到社会上筹措资金。其次，这种体制也决定了即便有了启动资金，中心如果缺乏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也很难做到稳定发展。加之在美国，医疗保险针对脑瘫跨学科诊疗的赔付机制还不完善，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事实上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医院作出过尝试，但最终获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

大约在5年前，我们遇到了维恩伯格夫妇。他们是我的一位脑瘫患者的父母，同时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在了解到我对在哥大成立脑瘫中心的构想之后，他们毅然决定慷慨解囊，资助了让我最头疼的启动资金；而作为回报，中心将以他们命名。事实上美国很多的疾病中心或研究基金会都是通过类似的合作成立的，多亏了这些富有的患者及他们的家人，才让更多的该病患者（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能享受到更好、更进步的治疗。

▲我与维恩伯格夫妇在哥伦比亚大学维恩伯格家庭脑瘫中心的揭牌仪式上

最终在2013年，哥大医学院收到了来自维恩伯格夫妇的1500万美金捐款，正式成立了维恩伯格家庭脑瘫中心，由维恩伯格夫人担任中心的行政总裁，由我担任医疗总监。接下来的成长，就得完全依靠我们自己了，这个过程更是充满挑战。我将中心的运营形容为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任何一条腿短了，甚至断了，中心就没办法承载起为脑瘫患者提供更好治疗的宗旨。

第一条腿，也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还是临床服务。脑瘫中心并没有单独设址，很大程度依附在哥大小儿骨科部门内。但我们提供的治疗不止针对儿童，而是伴随患者的一生，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事实上目前我们是美国东海岸唯一既收治儿童也收治成人脑瘫病人的中心）。中心现在很多的成年病人都是从小就在我们这看病的，这种长期的关系对病人、家属、医生和医院来说显然都有益。横向来说，我们可以综合哥大各个科室的资源；纵向来说，我们能从儿科跨越到成人，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心最大的优势。治疗内容主要是随访和康复，也为有需要的病例提供各科手术。但要提供这种跨学科、高质量的治疗，光靠医生是不够的，中心需要雇用专门的护士和协调人员，这基本也构成了中心最大的运营成本。这些费用一部分来自捐赠基金的利息，另一部分来自临床收入。

▲我在脑瘫中心的同事Joseph Dutkowsky教授正在与病人交流，他与我一样是一名小儿骨科大夫，同时是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同时收治儿童及成人脑瘫病人的医生之一。我们能成为美国东部独一无二的脑瘫治疗中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加入。

第二条腿，是我们的临床研究，这同时也是资助者期望最高的一块（科研进展能为他们的孩子带去更好的治疗）。成立中心能为科研提供更集中的数据，为了用好这些数据我们为中心配置了专门的研究专员。有了高质量的科研，我们可以去申请各类科研基金，从而负担临床研究团队的支出。

第三条腿，其实往往是被忽略的，那就是教育。这既包括对临床工作者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患者和患者家庭的教育。让病人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让家人知道在治疗的过程中应期待什么，可以要求什么，这对提升患者满意度非常重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会定期举办社区讲座，邀请一些病人家属参加我们的学术会议，还成立了互助小组。而对医生来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如治疗脑瘫病人。例如我有一个成年的脑瘫病人需要进行脊柱手术，我作为儿科医生无法为他提供，而成人骨科大夫缺乏相应的背景，我们就可以在这种合作中相互促进。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中心会为医学生提供轮转和观摩的机会，也会积极到全国、全世界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我认为任何的疾病中心，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影响力充分开展医生及患者教育，让这些疾病被更多的人了解，从而推动该疾病的治疗。

▲我们脑瘫中心自己的脸书主页。我们会在上面定期更新一些患者故事、活动预告、研究进展，是我们与患者沟通的一种新尝试。

接下来我当然要说说脑瘫中心的跨学科合作是如何实现的。我前面也提到，中心目前依附在小儿骨科下，两者有许多的医生、护士、工作人员都是重叠的。同时我们还非常注重与其他科室的合作，这其中包括了对脑瘫治疗至关重要的康复及神经科，也包括了相关的其他科室，例如精神、胃肠、呼吸、心脏等等。然而美国的医保赔付制度、高昂的医生成本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成立一个单独的中心，然后综合各科的医生为脑瘫患者提供治疗，是不现实的，一是医保并不会一一赔付，二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患者量。所以目前我中心的病人，只能先由骨科及康复科医生提供初步评估，再根据实际需要转诊到其他科室。但我们会为他们进行预约，同时通过全院门诊病房共用的电子病历系统，我们能随时跟进各科室医生给出的意见。

而在科研方面的跨学科合作则相对更好实现。我们会积极地与相关科室进行交流，合作设立课题，结合各科优势展开临床研究。但其实对于脑瘫的研究来说，“多中心”可能比“跨学科”来得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全美大概有1200万脑瘫患者，而每年我中心能收治的不过1、2000人，这个样本量是远远不够的。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应该也提到过，我们与波士顿、洛杉矶等地的儿童医院都有紧密的合作，在科研资源上实现共享。

▲去年我与脑瘫中心的团队在日本，参加当地的一个儿科会议，并做了脑瘫研究方面的专题报告。近年来我们奔走于很多国家，希望将我们的经验与影响力扩散到全世界。

直至目前，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脑瘫中心发展得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临床和科研团队都在不断壮大，科室的领导班子也很重视和支持。我想这是因为从医生到病人到医院领导，都意识到了类似的多学科疾病中心的优越性。近几年到中国的过程中，我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多学科中心在国家、医院的支持下拔地而起，它们的设置往往相对独立，并且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资源更优越，让我羡慕不已。就脑瘫领域来说，我前两年在北京受邀参观了一家新落成的治疗中心，以康复为主，为从小儿到成人的住院病人提供治疗，这样的模式哪怕在美国都非常罕见。但据我的了解，该中心的跨学科力量还相对局限于骨科和康复，也许增大跨度能为他们带去更好的治疗效果。

骆德唯

2017年3月1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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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从脑瘫看各国的残疾儿童关怀体系

二月的最后一周，我受到智利国家卫生部的邀请，赴智利首都利马参加了智利儿童健康研究中心的年会。会议还邀请了智利国家总统和卫生部主席分别致辞，场面十分隆重。在会上我还作了一场专题报告，主题围绕着哥伦比亚大学脑瘫中心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中心的其他几位核心团队成员也都受邀参加了会议。

这是我第一次到智利。除了拥挤不堪的交通（在我看来比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要差多了），这个南美洲国家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医疗的发展程度和政府的重视程度。在会议之余，我到很多家利马当地的儿童医院进行了参观，虽然没有上台手术，但还是趁此机会与当地的医生共同进行了一些查房和会诊。智利作为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都相对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医疗成为了政府大力发展的方向之一，这一点其实与中国不无类似之初。我所拜访和很多医院都是近几年新建起来的，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在软件和文化上，他们对学习也是抱有渴望的态度。

▲二月底，我在利马的医院内为当地的孩子提供治疗。

脑瘫（Cerebral Palsy）近十年成为了我在临床上的主要兴趣之一。2013年我在哥大牵头成立了维恩伯格脑瘫研究中心，近年开始积极奔走于世界各国参与该领域的学术会议。脑瘫作为复杂的先天性疾病，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的有效方法，通常会伴随病人终生。通过近年的出访，包括这次到智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瘫患儿，也对各国对待脑瘫以及其他疾病造成的残疾儿童的态度有了一定的理解，这里面从理念到技术上的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对于脑瘫患儿的照顾方式，各国就有不同，总结起来可分为两种模式：福利院式和家庭照顾式。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对待脑瘫及其他严重残疾的儿童，会由政府出资建立福利院为他们提供统一的照顾，孩子们需要离开家，吃、住、治疗都在福利院内。而另一些国家，如秘鲁，残疾儿童则主要生活仍在家中，由父母及雇用的护工承担照料的责任，只在必要时前往医院复诊。形成不同的模式与各国的文化、经济条件有直接的联系。

而在美国则已经完成了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在上世纪3、40年代，儿童残疾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后，美国开始出现很多的福利院性质的机构。到了70年代，儿科学界发现这些福利院往往无法为每位患儿提供高质量的治疗，甚至曝出了一些非人道的丑闻。于是在此之后，在政府补助下为残疾儿童提供家庭式的照顾成为了主流。在美国我们会在必要时为残疾儿童提供手术治疗，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且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平权诉求，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轻度残障儿童被送入普通学校就读，让他们获得一个与正常小朋友一样的成长坏境。

▲照片摄于纽约长老会医院内，我和我的一位脑瘫病人在一起。

在维恩伯格脑瘫中心，我每年要接触到几百位患有脑瘫的小朋友。其中不乏一些程度较严重的病人，甚至需要依赖呼吸维持系统维持生命。但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这套系统已经可以在家、在轮椅上使用，哪怕仍然需要24小时的专业照顾，起码他们可以每天跟自己的父母待在一起。大家也都知道我每年都会到中国去为很多福利院的孤儿们提供治疗，也开展过一些针对脑瘫患儿的脊柱手术。渐渐我发现在中国福利院里的孩子，很少能见到严重残疾的。残酷的现实就是很多重度残疾的儿童，甚至连被送进福利院的机会都没有，就已夭折。

当然了，能为患有残疾的孩子们提供何种关怀，是由复杂的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和医保。在美国，正在工作的公民每月都要上缴Medicare，相当于美国的社保。到了65岁以后，Medicare就会开始为所有达到一定投保年限的美国人提供医保。而对于脑瘫及其他重度残疾的儿童来说，他们从出生即自动享受Medicare，由全体纳税人共同为他们的医疗买单。并且在欧巴马医改新政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还能同时获得商业保险。在这种体系下，孩子的家庭能少去很多苦恼，更能专注在如何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治疗上。

▲2013年1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维恩伯格脑瘫中心的落成仪式上。照片前排的这位是我的一位脑瘫病人史蒂芬。在美国许多轻度的脑瘫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手术治疗后，都能像他一样能过上相对正常的人生。

另外不能忽视的因素包括医疗技术和社会文化。以秘鲁为例，当地的很多儿科医院根本没法开脊柱手术，这就让医生对很多脑瘫患儿束手无策。但好在社会文化方面，他们非常注重家庭与对孩子的照顾，这让很多有经济条件的家庭能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孩子延长寿命、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而在中国，至少在我所了解的脑瘫领域，医学技术这一块绝对没得说，非常多的医生都掌握了能孩子提供手术治疗的技能。但往往是高昂的投入、漫长的周期，让许多残障孩子的父母望而却步，情况让人痛心。每次到中国，看到这些在困境中依然乐观的孩子们，看到他们令人心碎的笑容，我都鞭策自己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近年来我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脑瘫治疗中心在中国落成，脑瘫领域的学会及科研体系正在逐渐成熟，中产阶级的飞速增长也让越来越多幸运的残障孩子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照顾。但要进一步为中国的广大残疾儿童提供更好的关怀，我们究竟应该从何做起呢？

骆德唯

2017年3月3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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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美国医院是如何开展临床研究的

我所工作的纽约长老会医院是全美最大的学术性医疗中心，没有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合并后，长老会医院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共同的教学医院，每年要培养近千名医学生、住院医师和专科培训医师，可以说在医、教、研的结合上非常有经验。临床、教学和科研，也是我日常工作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读者表示对我院的科研系统非常感兴趣，因而本周我决定着重讲一下。

讲科研，首先得从科室设置开始讲起。我所在的小儿骨科是哥伦比亚大学院骨外科的一个分支机构（另一主要分支就是成人骨科），哥大的很多其他科室也类似，设有小儿专科。在实验室设置上，整个哥大骨外科有多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室团队：一个基础实验室，一个小儿骨科临床实验室（主要做脊柱和脑瘫），以及成人骨科的各个亚专业临床实验室（髋、足、运动医学等）。 这些实验室都不由医生管理，而是分别聘请专职的博士学历研究人员领导科研。我接触最多的，当属我们小儿骨科的临床实验室，接下来就让我基于此，回答几个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1. 临床研究谁来做？

在中国，医生的科研成果与职称和晋升直接挂钩，这要求医生在繁忙的临床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研究，往往分身乏术。美国的情况其实也类似，科研是每位医生必须具备的技能。但稍有不同的是，在临床研究上，我们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美国科室的临床研究，是一个医生、住院医、研究员和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美国的临床部门通常不负责培养博士研究生。我们科室一共有6位主治医生，为满足科室的科研需要配备了一个临床研究实验室，由一位专职研究员和4名学生研究员组成。我科室并不单独招收住院医，但当哥大骨科的住院医师在小儿骨科轮转时，他们也会参与到临床研究中。我们的专职研究员（同时也是临床实验室的主任）已经在科室中工作超过10年，博士学历，流行病和生物统计学背景。学生研究员都还是在读的医学生，利用医学院的间隔年（gap year）到我们这参与科研丰富简历，也常有从国外来的访问学者以这样的身份加入到实验室。这些科研人员都直接受雇于实验室，他们的薪水主要来自于我们每年申请到的国家科研经费。

在临床研究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角色也非常明确。医生主要负责提供临床需求、进行技术咨询及检验项目成果，实验室主任负责设计项目、监督进程、协调结果，研究员则负责完成繁杂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背靠着整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资源，我们能获得很多支援：我们的住院医能用他们的专业临床知识为科研提供帮助；在我们进入不擅长的领域时，可以找其他学院的教授进行咨询，甚至合作立项申请科研经费。这是在一个学术性医学中心进行临床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医院能成为全美最顶尖的临床研究机构之一。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有了整个临床研究团队的配合，临床医生的科研工作不再是孤军奋战。在整个系统中，每个人都在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一项项研究成果和一篇篇论文的发表也就水到渠成了。

                             哥大小儿骨科的临床研究团队，他们中有很多都还是在读的医学生

2. 临床研究怎么做？

当代医学的临床研究，很多时候就是基于数据的研究。研究虽然有人做，但也要讲方法。临床医生大多不是数据和统计方面的专家，并且美国的医学生不会接受过实验设计、项目管理方面的培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聘请具有数据、科研背景的研究专员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同样的，他们也不具备指导研究必须的临床知识。因而在进行临床研究时，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就是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建立完整、清晰、检索方便的临床数据库，是完成高质量临床研究的第一步。美国医院对病人电子病历数据信息的采集往往非常重视、也非常全面，为科研人员进行数据的挖掘和提取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无法评估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如何。但从我确实能体会到的一点来说，健全的数据收集系统不仅能指导更好的回顾性研究，更使得前瞻性的研究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是目前中国的临床研究界非常需要的。

其次，要做好一个临床研究，问题的提出、假说的建立和实验的设计是极端重要的。曾有很多中国同事找我倾诉苦恼，表示他们的文章很难在欧美学术杂志上获得发表，希望我能帮他们出主意。在看过很多这些论文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并不出在语言、数据或分析方法上，而在于整个实验流程的设计。要科学地设计一个临床研究，离不开临床需求和对应的合理假说（Hypothesis）。“我在过去一年中做了1200台脊柱手术，现在让我来回顾这些数据，看看能总结出些什么。”这样是很难写出好文章的。因而我总不忘提醒我的中国同事们，在临床研究中，提出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来得更难、更重要。

另一点我认为美国做的不错的，在于数据与研究成果的分享。这种分享不仅存在于临床与科研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更存在于医院与医院、大学与大学之间。尤其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有很多罕见病必须要集多中心之力，才能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开展相应的研究。我所在的纽约长老会儿童医院骨科，就与波士顿儿童医院、洛杉矶儿童医院等二十多家医院的兄弟科室签有长期合作协议，数据完全共享，协作开展临床研究。我认为相比起美国，中国在大型的跨中心研究上具有更大的潜力：不用受到美国病人信息保护系统条条框框的限制，同时庞大的公立医疗系统可协调性更强。

上周我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秘鲁国家儿童健康研究中心年会上演讲，介绍了我们临床实验室针对小儿脑瘫的最新科研成果。其实在一些国内的会议上，我常会鼓励我的实验室主任和学生研究员代替我上台介绍我们的研究。他们对一些细节可能比我更了解，并且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经验。

3. 中国有何可借鉴？

美国有美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中医疗之间的相互学习，切忌生搬硬套。但总有一些观念与经验，我认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观念：搭建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的重要性。中国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研也是类似的道理。常有到访的中国医生对我说：“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强大的团队辅助做好科研。”确实，科研不能一步登天，实验室、人、资金就是决定临床研究质量的基础设施，但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羡慕的。首先，我们现在享有的这个框架，并不是一夕建成的。10年前为了雇用现在的科研主任，我花了大半年时间说服我的上级领导，提出了无数的提案，这才有了后来慢慢壮大的临床研究团队。完善的团队能为我们带来稳定的科研经费，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其次，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们也都能做到。我了解到国内有很多的大医院已经开始尝试设立专门的临床实验室，我相信在看到所能带来的巨大飞跃后，这种模式肯定会很快普及开来。

这也就引向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观念：相信过程 (Trust the process)。相信过程体现在科研中：临床研究是一个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严谨过程。科研没有所谓的“好”结果与“坏”结果，不是只有显著差异才能成就一篇好文章。一个假说合理、流程科学的临床研究，不论结果如何，能帮助同行少走很多弯路。

相信过程也体现在科研外。每周，我们的临床实验室会进行各种大小例会，有专门针对脑瘫研究的，有专门针对脊柱研究的，也有医生与某位医学生单对单的。在如此多项目同时进展的情况下，有时单个项目在一周内的进展其实不大，大家日常工作也都很忙。但我们还是坚持让整个研究团队一起坐下来，逐个讨论所有的项目，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交流的过程，最终能带给我们更好的研究结果；医学生在漫长的培训生涯中，还愿意专门抽出一年投入临床研究，看似很不合算。而我面对他们在临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要耐心地花时间解答，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这一过程每年在周而复始，看似也很不合算。但在这一年结束时，他们所收获的可不仅发表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科研的意识与能力。终有一天，当他们坐在我今天的位置上，为他们的住院医、研究员提供指导，他们必定会感谢今天的积累。这就是过程的力量。如果能让中国的医学生也更早、更系统地接触临床研究，是否也能从基础上改变一些问题？

我趁着手术间隙与临床实验室成员们一同阅读文献，这是在我办公室中每天都会出现的场景。我很享受也很珍惜跟他们的交流，也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每天都有所得。在撰写论文时，他们要负责摘要、介绍、方法和结果的部分，医生通常只负责结论部分。

没时间做科研，是中美两国医生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在美国的医院里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一位刚刚完成所有培训的医生到医院应聘，他问面试的领导：“我一周有多少天能够用于科研？”领导答曰：“两天！周六和周日。”我知道在中国，这可不是玩笑，很多医生确实在牺牲周末和其他个人时间以完成科研上的任务。不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些，能否对大家有一点启发？大家对于减轻医生肩上的科研担子，又有何良策妙法？不妨都在留言中写下，很期待与大家进行交流！

骆德唯

2017年2月28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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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在美国当医生，什么科室最吃香？

前两周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医生规培制度的文章，发表之后反响比较强烈，有不少医生朋友留言或者私信我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和趣闻。其中有不少年轻的医生问我：美国的医学生在从业科室选择上跟中国有没有什么不同？在美国哪些科室最吃香？上周我们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一位美国医生给年轻医学生的科室选择建议（题为“你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致医学生的一封信”，可进入IHL微信公众号“往期精选”查看），于是这周我想针对这个问题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先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美国医院里到底哪些科室最吃香、竞争最激烈？整体而言，在选择住院医师规培科室的时候，肯定是外科科室对医学生的吸引更大。要是让我选出前5，必然是：眼科（Ophthalmology）、皮肤科（Dermatology）、整形外科（Plastic Surgery）、神经外科（Neurosurgery）和骨外科（Orthopedic Surgery）。虽说我的结论可能没有大数据支持，但我相信如果你去翻查任何杂志或网站的排名，统计结果应该都八九不离十。从我匹配住院医选择科室的时候到现在，超过40年过去了，情况从未改变过。那究竟是什么让医学生对这些科室趋之若鹜呢？我认为总结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开放席位少

这几个科室的住院医师申请竞争特别激烈，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住院医开放席位很少。以神经外科为例，2016年全美仅有105家医院提供神外住院医师规培项目，总共招收216名住院医，相比起普内（7024席）、普外（2549席）、妇产科（1265席）来说，简直少的可怜。但当你决定进入普通内科规培后，你可以在规培过程中再确定专业方向究竟是成为一名消化、呼吸道、内分泌还是心脏医生等等，相当于大规模录入再分类产出。相对普内、普外来讲，神外、骨外、皮肤这些科室在招收住院医时就相当于已经确定了亚学科方向，送进去是什么出来就是什么，因而招收人数更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2016年美国部分科室住院医师录取情况，统计项依次为：招收项目数，招收席数，未录满项目数，美国医学院应届生申请数，总申请数，美国医学院应届生总录取数，总录取数。统计科室从上到下依次为：麻醉，家庭医生，病理，普通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骨外科，皮肤科。有趣的是，除了骨外其他科室都出现了录不满的状况。注意以上皆为全国数据。事实上，2016年全国住院医招收人数超过30人的科室中，只有3个最终录满：骨外，初级儿科，血管外科。

2. 收入较高

毋庸置疑，收入是每一位医学生在选择科室时都必定会考虑到的因素。所以竞争最激烈的这些科室恰恰正是美国最挣钱的几个科室，这一现象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骨科基本上是美国公认的待遇最好的科室，因为骨科手术在美国是最贵的。另外眼科、皮肤、整形外科等等，也都能在各科室医生收入排行榜中名列前十。但这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心脏外科（Cardiac Surgery），在美国应该算是收入最顶尖的科室，但却并不是许多医学生的首选。想来也是，医学院毕业后的5年普外科住院医培训，加上3年以上心脏外科专项培训，再加上1-2年的科研，培训周期之长让人望而生畏，想要当上主治医生至少要等到35岁以后了。相比之下，骨科、神外的6-7年规培似乎都显得轻松了！所以说，美国的医学生在选择科室时还是倾向于综合各因素理性思考，毕竟当下是一个讲究效率的社会。

2016美国各科医生收入榜的前12名，我前面提到的骨外科（1）、皮肤（3）、整形（8）、眼科（12）都排在前列。这份榜单将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合并统计了，排在第二。

3. 职业规划

正如我所说，收入并不是医学生选择科室时的唯一考量，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明确规划的学生。美国的医学院一共要读四年，但从入学那一天开始每个学生都要开始思考自己四年后的专科选择，很多医学生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我认同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听从内心的声音往往比仔细权衡利弊来得更为重要。加之在美国，医学生本来就被认为是精英团体，不论他们将来进入哪个科室，收入都足够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生被赋予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室和想做的事情。以我自己为例，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我就已经为自己设立了清楚的目标：我想要成为一位骨科大夫，因为我非常享受通过我的手术技巧为病人的生活带去看得见的改变，我相信这同时也是很多外科医生的激情所在。我同样认识很多家庭医生，他们在学生阶段非常优秀，毕业后完成内科或全科规培并自己开诊所。也许他们挣得确实不如外科医生多，但他们可以每天与病人进行交流、与病人成为朋友甚至家人并且乐在其中，这些都是一个外科医生享受不到的。

一张老照片：我和我的大儿子Benjamin在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典礼上。我们可是真正的校友！那天我也穿上了我的毕业袍，戴上了博士帽，以医学院教授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从医学院毕业后，他也选择成为了一名小儿骨科大夫，现在与我在同一个科室里工作。

医学里本就没有所谓“好”的科室，只有“适合”与“热爱”的科室。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每届招收大约150名医学生，他们几乎代表着全美国最优秀的医学生、精英中的精英。我敢说只要他们想，他们每个人都能申请到骨科的住院医，成为一名待遇优渥的骨科大夫。但事实是，在毕业后他们会进入到各个科室，从骨科到麻醉到康复，从肿瘤到内科到家庭医生。我觉得能够终身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这也是我希望给所有中国年轻医生的忠告。选择你所热爱的，拒绝随波逐流，既然已经决定走上这条路，为什么不走出一路精彩呢？

4. 生活方式的选择

选择一个专业，其实也就选择了随之而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医生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想要在工作与家庭和业余爱好之间取得平衡就更难了。虽然大环境艰辛，但科室间还是有差异的。以在美国很吃香的眼科和皮肤科为例，他们的工作压力比起其他外科医生要小很多：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很少需要应对急诊，手术对身体消耗更小，来自手术事故的经济风险和精神压力也更小。对于一些家庭观念比较重的医学生来说，这两个科室是不错的选择，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老实说，这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诱惑。

而选择成为一名骨科或者神外的医生，往往意味着选择快节奏、充满挑战的生活方式。一台手术站上七、八个小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但其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什么比帮助一个个病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获得行走和运动的能力更能让我振奋的事情了，每次看到病人在术前术后的对比照片，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初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骨科医生。这种感觉很真实，很满足。很幸运的是我在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的同时也拥有美满的家庭，并且我的大儿子也跟随我的脚步成为了一名小儿骨科大夫，这对我来说就是来自家人最大的认可。

另一张老照片：我的孩子们。拍摄这张照片时，我的大儿子Benjamin（左二）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且成家了，他左手边站着的就是他的爱人；而我最小的女儿Elena（在怀里抱着的）甚至还没到上学的年纪。

以上说了那么多，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医学生科室选择的情况，也是分享一下我在职业道路上的一点体会。我常常听中国的同事向我倾诉，说现在愿意当医生的孩子越来越少，科室也越来越难招到人。国内的情况真是这样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我还很好奇，大家当初是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医生，选择加入现在的科室？期待大家的留言、分享，也许你们的经验，能给年轻的医生们一些好的启发。

下周我们该聊点啥呢？

骆德唯

2017年1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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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美国外科科室是如何控制感染的

近几天，“感染”成为了国内医疗圈的一个热词，我听到新闻后也非常震惊。说来也巧，今天上午我刚好在哥大医学中心参加了由我们科室主办的“脊柱手术安全年度峰会”。这已经是哥大骨外科连续第二年举办这个会议了，我们从全美各地的医院邀请了很多脊柱外科的专家、大牛，轮流上台，每人15分钟，围绕感染、微创、神经损伤、术后畸形等热门议题展开演讲。一天之内听了20多位教授的精彩讲座，节奏很快，收获也很大。会议吸引到了很多的医生、护士、管理者和质控官员，不止来自我们医院，还有很多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欧洲专程赶来的。其实当初我们决定开始举办这个会议，正是因为纽约地区（乃至全美范围内）针对脊柱手术安全的学术会议并不常见，并且我们科室对质量与安全也一直是十分重视的。

今天会议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术后感染”。其实不管走到哪里，参加任何一个骨科会议，感染的防控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中国的医生来到我的科室里观摩，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相关流程。由于其特殊性，控制感染不可能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并且从骨科的术后感染率来看国内做得非常出色。因而我也不敢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介绍什么经验，只当作是帮助感兴趣的医生朋友们多些了解吧！

哥大脊柱手术安全峰会的核心召集团队在2016年首届会议上的合影。左一是Michael Vitale教授，他是我在小儿骨科的同事，主要做脊柱手术，同时承担着大量的部门管理工作。右二是Lawrence Lenke教授，不用多介绍了，脊柱外科界的大名人。2014年哥大将他的团队招募过来，并以之为核心开办了艾伦脊柱专科医院。Vitale教授和Lenke教授同时还是IHL临床交流项目的主要导师。

正如我前面所说，手术部位感染（SSI）是每一家医院、每一位脊柱外科医生都必须关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治疗是否成功和病人的生活质量。我就亲身经历过一件事例。那是2008年夏天，正是一年当中小儿脊柱手术最繁忙的时候，但偏偏这个时候我们科室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感染小高峰，术后感染率在一个月内从平时的3%以下飙升到了12%。这其中很多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的术后感染，要知道通常情况下AIS的术后感染率只有不足1%！在这一个月内我们也尝试了许多措施：调整抗生素使用、加强手术室消毒管理，然而都没办法控制住感染率的增长势头。于是在事态变得更严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暂停所有手术，彻查并改进。这种“停工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周。

在这一周内，我们召集了科室内所有的医生、手术室护士和院内的质控官员以及流行病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细菌培养、数据分析，细致地反思了行为和手术室流程。最终，我们采取了好几项措施：改善抗生素预防用法，用两种药物结合代替了原来的单药物方法；严格限制手术过程中的手术室进出；改用氯已定（Chlorhexidine）进行术前消毒；缝合前用碘络酮溶液（Betadine）浸洗切口三分钟，取出后再用脉冲枪装2升抗生素溶液冲洗；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我们重新开始手术后的6个月内，我们科室没有再出现过任何一例术后感染。并且从那之后，得力于不断的监测和调整，我们科室的感染率一直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经过这一次事件，更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术后感染的控制是一个多因素的动态管理过程。

 另外，在美国，对抗术后感染绝不只是某一家医院的事，院与院之间搭建起的全国性网络能为本地的感染防控提供很好的资源和指导。以我所在的纽约长老会医院摩根斯坦利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为例，我们与波士顿儿童医院、洛杉矶儿童医院、费城儿童医院等全国顶尖医院的兄弟科室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了数据共享、多中心科研项目等，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委员会性质的骨科术后感染防控专家网络。这个“委员会”由各院的骨科医生、神外医生、流行病学家、感染控制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能就是为网络内的医院制定防控标准。这个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基于一套德尔菲体系（Delphi Method），由所有成员共同决策。例如08年的感染爆发后，我们认为我们的某些应对措施应该被写入标准并广泛借鉴，于是我们就会向委员会提供报告，再经过多次审议后，最后要获得80%以上的成员同意才能通过。

简单的“德尔菲法”流程图。每当有医院动议修改准则，其提案会以问卷的形式交给全员审议，直至最终得出一个大家一致通过的结果。

当然了，由于在感染成因上各地区、各医院的显著差异，这个标准只会提供方向性的指导，而不会进行细节上的规定，这样各院也就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去执行。例如，我们院与洛杉矶儿童医院使用的抗生药物种类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用量算法、给药时间可能就相对统一。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固有的对标准化和统一执行的偏执吧，我认为这种相互学习、共同制定的准则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我合作过的很多中国骨科大夫，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感染防控手段，并且效果也都很好。管它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与此同时，我还希望大家不要忽略术后随访的重要性。感染率的计算其实是与随访分不开的。通常我们医院能较好地对病人术后2-3年的情况进行的监控，而美国其他随访做得更好的医院，甚至对病人术后20年内的数据都有详细记录。有了这样的随访质量，算出来2%的感染率，可真就是实打实的2%（当然了，得除去20年后再出现手术部位感染的情况）。并且一旦出现感染，也能很快地找准原因采取措施。因而我还是要提醒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完善随访，也能为评估和控制术后感染提供不小的帮助。

2013年我们发表在《小儿骨科期刊》上的一篇多中心研究论文，题为“建立共识：如何为高危儿科脊柱手术病人制定手术部位感染预防准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浏览一下。

接下来再说说在科室内，我们是如何进行术后感染的研究和防控的。通常协助临床医生进行感染控制的是科室内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质控部门和临床研究实验室。这两个团队往往合作紧密，感染是他们共同的课题，但他们各自的职责远不止与此：质控部门同时还要负责评估绩效、提高患者满意度等，而临床研究实验室同样要兼顾着其他的科研项目。但在感染防控这一块，他们都会通过对临床以及其他中心收集来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并从中得出结果反馈到临床，指导医生行为。举个例子，我们小儿骨科的质控部门和临床实验室在去年合作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可以预测患者术后出现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几率，从而为医生和患者提供参考。其实原理也不难，我们收集了4家大医院超过2000个病例数据，整合后选取与出现感染显著相关的术前体征建模，根据模型就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体征给出出现感染的期望了。初步测试这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能达到70%以上，目前已经在多家医院开始试用了。

去年10月份的一次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座谈会，讨论主题是“大数据与临床研究”，哥大小儿骨科的临床实验室主任Hiroko（右一）正在向大家介绍科室新开发的术后感染预测手机应用。在他右手边几乎被挡住了的是Kevin，他是我科室的质量控制专员。这个应用是两个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说到这了，我不禁想起曾经有到我科室观摩的中国医生问我：“脊柱手术后的病人，在美国住院3天就出院了，难道你们不怕他出现感染吗？”现在美国脊柱矫正手术标准流程是这样的：病人在手术当日入院，术后第一天下床，第二天在康复医生的协助下开始行走，超过一半的病人在第三天就出院回家了。我知道在中国，同样手术的住院时间可能是这的3倍甚至更多，但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标准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我刚开始做手术那会儿，脊柱手术的病人需要至少提前1-2天住院，术后则同样需要5天到1周，起码要我们确认患者基本恢复了行动能力才会允许出院的。所以当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患者只会在手术的当天入院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但事实上，我认为术后住院天数在不断往更短的方向发展，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但这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对术后感染的观念在改变。以抗生素为例，在中国很多外科医生都会从术后就开始使用抗生素直至病人出院。但我们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术后24小时后继续使用抗生素所带来的复杂负面影响，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所能带来的好处，因而在美国我们基本上在术后第二天就停用抗生素了。其次，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便利。20年前，我们进行脊柱手术使用的还是第一代的哈氏棒（Harrington Rod），而现在矫形棒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多点调节使用方便，病人的术后康复也更快。还有，就是经济上带来的压力。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到，在现行的按病种付费制度下，同样的手术，病人术后住院2天与住院10天，医院能拿到的钱是一样的。医院当然希望加快病床轮转，创造更多的利润。

今天一口气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能不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总而言之，我认为进行感染防控，最核心的就是：标准化，多中心，跨学科，大数据。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呢？

骆德唯

2017年2月1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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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请把思考的时间还给医生

自从2014年IHL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开设常规的赴美临床交流项目以来，我每年都会接待十多位来自中国的小儿骨科同事，领着他们与我一起进行每天的手术、会议、门诊，希望帮助他们在观摩中学习。最近我又迎来了来自浙江的两位骨科大夫：袁医生和黄医生。1月初，他们首次跟随我观摩了一天的小儿骨科门诊，下午看完最后一位病人后，我问他们在第一天的学习过后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我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每天只要看20个病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答了，我认为这既是一种赞叹，也是一种抱怨。我特别能理解中国的每一家医院、每一位医生其实都在超负荷工作，一位优秀的小儿骨科大夫每天看100个门诊病人不在话下，平均下来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分钟。过速运转的机器都容易出错甚至损坏，更何况是人？我想不仅是我，很多中国医生都会这么认为：过大的工作负担肯定会对医疗质量产生影响。中国医生抱怨工作太忙，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怕累，而是因为担忧无法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

我与来自深圳的徐医生和我的小病人在一起，难以置信这已经是接近一年以前了。照片中就是美国最常见的门诊室设置，我们科室一共有6间这样的门诊室。通常我在看上一个病人的时候，我的护士就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预约病人，并且会带他到另一个门诊室等候。

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大得近乎荒谬，我认为主要原因有四：1. 人口众多，病人基数大；2. 教育制度造成的医生紧缺；3. 病人扎堆名院、名医；4. 医生在工作中欠缺足够的帮手。原因1是客观国情，无法改变；原因2和原因3分别涉及医生培训和分级诊疗制度，制度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因而，想要真正减轻中国医生身上的担子，让医生能专心干医生该干的事，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手。

我一直认为，美国医生的所谓幸福感和职业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能够专注于自己最感兴趣的本职工作，这与美国医院内发达的医生辅助团队是分不开的。就以门诊为例，一般我的门诊，留给每位病人的预约时间是20分钟，但在这20分钟背后往往有着整个团队几个小时工作的支持。看门诊，我真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首先，我的行政助理乔纳森会负责与病人联系，确定预约时间，并且收集病人的病历交由临床部门录入系统。事实上，乔纳森管理着我的所有门诊预约和手术排期，为我制定每天的日程。基本上，美国医院会为每一位主治级别的医生都配备一位行政助理，协助医生处理日常事务。

在病人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医院后，最先接待他们的是我们科室的门诊前台，她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每位病人确认预约信息、填写一些必要的表格。

完成以上这些后，前台会将病人交给门诊内的护士和医疗助理，由他们替病人核对及完善病历，并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注意了，这在美国是两个不同的职务：护士（即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RN）必须入读专门的护理学院（Nursing School），毕业后通过护士资格证考试才能上岗。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护士还可以申请成为从业护士（Nurse Practitioner，NP），从业护士可以独立为病人进行诊断、开具处方；而医疗助理（Medical Assistant）对资历的要求则较低，高中或社区大学毕业即可参加资格考试，主要的职责是协助医生及护士进行工作和患者教育。二者在薪酬上当然也有差距，美国护士的年均收入约为67000美元，而医疗助理的年薪则在30000美元左右（皆根据2015年数据）。

按照惯例，每年圣诞节放假的前一天整个科室都要穿着“圣诞丑毛衣”上班。今年的那天我刚从手术室出来，就被套上了毛衣跟科室同事们合照。照片中的右二就是我的行政助理乔纳森（Jonathan），右一是我们科室的医疗助理Tiara，另外两位女士同样是我们科室的行政人员。

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护士会将病人领到门诊室内，再给我和我的医师助理打电话，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准备停当了。医师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PA）同样是一个在美国特有的职务，它对资历的要求比护士更严格：必须在本科毕业后入读专门的研究生院，3年硕士毕业后才能考取执照上岗，培训内容类似全科医生。医师助理在美国也是收入相当可观的一个职业了，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美元。每个科室通常配有1-2位PA，主要负责在医生的管理下与病人详细沟通病情、记录病历和随访，定期与主治医生更新病人的近况。

你看，在我真正进入门诊室见到我的病人之前，就已经有5、6位专业的团队人员各司其职，为我铺好了路。在与病人会面的20分钟开始时，病人已经完成了所有必须的检查，而我也已经拿到了详细的结果和病历，我只需要为病人进行简单的查体后，就能开始交流病情、预后和治疗方案，甚至聊一些家长里短培养感情。当我遇到需要佩戴支具的病人，我只需打个电话就能请来矫形支具师协助；当我遇到听不懂英语的病人，我可以请院内常备的专业医疗翻译来帮忙；如果病人在经济甚至情绪上有任何特别的需要，科室内还有社会工作者在时刻准备着。总而言之，这20分钟，是完完整整地属于我和病人的。我只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位医生应该完成的思考和工作。

我知道中国的医生们在繁重不堪的临床工作之余，还面临着科研的压力。美国医生所能获取的协助则同样体现在科研工作中：美国医院内每个科室基本都有自己的实验室，科室会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同时招募许多在读的博士生和医学生志愿者，辅助他们进行工作。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需要提供需求、意见指导和专业咨询。这样的机制，让研究人员获得了一份全职工作，学生志愿者获得了宝贵的科研经历，而医生们获得了可以指导临床的科研成果，再加上共同发表的论文，简直是一举四得。如果大家感兴趣，我甚至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临床研究体系。

今年感恩节前的科室聚餐。有趣的是照片中只有一位主治医生（我），其他都是我们科室的护士、医生助理、行政和科研人员等等。我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这整个团队的协作。

我知道以上种种，在中国的医生听来可能都奢侈得近乎遥不可及；但仔细想来，它们真的有那么难做到吗？我所在的纽约长老会医院，是全美最大的学术医疗中心，现有床位2500张，雇员22000人，其中主治医生不到5000人，医生护士比在1:2以上，而在中国的医院内，这些数字和比值是多少？医生与每位病人的相处的5分钟时间已经如此宝贵，却还要花费在量体温、做检查、书写病历上，真正能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有多少？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却从未被解决的？我想这值得中国的每一位医生和医院管理者深思。

一直以来我都坚持，“思考”才是医生在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思考疾病的成因，思考治疗的方法，思考怎么与病人进行更好的交流。有了这些思考，医疗服务的质量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提高。如何形成更好的协助体系，解放医生，把思考的时间还给医生，是亟待所有中国医院解决的课题。不知道正在读文章的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写下一己之见，仅仅是抛砖引玉，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中与我分享你们的看法，我也很乐于解答大家的任何问题。非常期待下周再与大家见面！

骆德唯

2017年1月19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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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中美医生规培制度之我见：标准化才是硬道理

上个周末，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骨外科举行了住院医生的招收面试，我作为面试官之一参与了全程。每年一次的住院医生面试可以说是我最期待的活动之一，借此机会我能认识到很多优秀热忱的未来医生，与他们的交流总是进行得很愉快，我能在他们身上看见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美国的住院医师招收制度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填报志愿，我们有个专门的名词：“住院医师匹配”（Match）。所有应届及往届的医学院毕业生都可以参与匹配，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在其他国家有执业经验的医生到美国来参与匹配。第一阶段是海选，所有申请者可以给他们心仪的医院和科室投递简历，再由科室从中选择优秀者进行面试。进入到面试阶段后，由申请者和科室进行双向选择：每位申请者和科室将分别提交一份志愿和录取意向清单，交由全国性的数据库进行统一处理和意向匹配，匹配结果则决定了该医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在何处接受住院医师规培。

一张老照片：20年前的我（右）与我当时的住院医Enrico Stazzone（左）在手术室中的合影，他现在是圣路易斯市慈爱医院的一位小儿骨科医生。

在美国，住院医师匹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去年，全美共有35000多名申请者参与了匹配，而全国开放的住院医师席位只有不到28000个，意味着超过20%的申请者最终无法成为住院医师，他们只能选择“明年再来”了。以我们部门为例，哥大的骨外科今年一共收到了800多份简历，我们从中挑选了50多位进行面试，最后只会招收6名住院医，录取率低于1%。能够入选哥大住院医师面试的，都是同届医学生中的佼佼者，大都顶尖名校毕业、履历无懈可击，他们手握一大把医院面试机会，根本不用担心在匹配中落榜。因而我在面试中常常会鼓励他们：“能够坐在这里参与我们的面试，就已经证明了你的成功，所以不要感觉到有任何压力。我相信你终将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我也很期待能够跟你共事，希望你也有同样的想法。”

过去几年美国住院医匹配的申请人数在持续升高，而录取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下，这是美国医学教育的残酷淘汰机制的一个缩影。既然选择了学医这条路，就知道过程一定不会轻松，这是一项应当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上周末我所见到的，都是在“成为一名美国医生”这场惨烈竞争中的幸运儿，而非还在这条道路上筚路蓝缕的大多数。美国的学医之路之艰苦、之漫长，是世界闻名的，但我同时认为在美国标准化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是世界顶尖的。美国的医学教育主要分为大学、医学院、住院医师和专科培训四个连续的阶段，意味着有从医理想的高中毕业生，必须经历15年左右才能成为一名能独立处理问题的主治医生，并且要准备好迎接随之而来残酷的层层淘汰。美国大学没有医学本科（像我本科就是历史专业的），必须在修满医学院要求的学分、通过相应考试（MCAT）后才能在4年本科毕业后申请医学院，4年医学院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匹配住院医，3-5年完成住院医师规培后还有1-2年的专科培训。这期间还有很多学生会选择留出1到2年的间隔年，到医院或实验室全职实习以丰富履历。

据我所知，住院医生规培在中国的大医院中已经非常普遍，而专科医生培训则刚刚开始普及。去年“5+3+X”的培训模式出台后，医学生中叫苦一片，但实际上我认为住院医规培和专科培训对成为一位优秀的专科医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以我最熟悉的哥大骨科为例，骨科的住院医培训在所有科室中是比较长的，要5年。在40年前我还是住院医那会，规培模式是2年普外+3年骨科；现在有了比较大的改变，这5年内住院医生完全由骨科部门把控（全美的骨科住院医生培训基本都是个情况），除了到普外、整形等一些相关科室进行短期的轮转（一般是1-2个月），其他时间都留在骨科部门内。这5年住院医拿着很低的工资，每周工作80小时，从简单的查房、记录病历到在主治的监督下进行手术、接收病人，每年还得通过国标考试才能继续培训。规培结束后，住院医会得到医院的推荐参加资历认证考试（Board Certification Exam），资历认证是由全国性的各科室行业协会严格把关的，通过之后就可以以该科大夫的身份正式执业了。在美国，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Board），该协会是非政府组织、完全由医生运营，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指导。美国基本所有的专科医生在完成住院医师规培后，都会继续选择一个次级学科进行专科培训（上一次在我们科室内有住院医跳过专科培训直接执业已经是5、6年前的事了），在骨科里最热门的当属脊柱、手外和运动。经过1-2年的专科培训后，这位医生在其专长的领域内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的骨外科医生资历认证证书，可以看到证书是由美国骨外科医师协会（American Board of Orthopaedic Surgery）颁发的。美国的美国骨外科医师协会成立于1934年，是一个完全的私营机构，由骨科医生负责管理。除了行医执照外，每位美国骨科医生都必须拥有这张证书才能合法执业。

我还认为，中国在延长医生规培周期的同时，应该注重培训过程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在美国，每位专科医生必须通过全国统一的行业协会的资历认证才能上岗，且上岗后每几年需要重新进行考试，才能继续保有资历认证。不管你是在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怀俄明州的某个大农村，一旦你的身体出了问题，你都将能得到符合全国行业标准的救助，我认为这一点对病人意义巨大。当然，培训时间长短还是跟科室的具体要求有直接联系，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生培训周期甚至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它们在医生资质的控制上同样做的非常严格。结论就是，长周期只是手段，标准化才是最终目的。

我（中）与我的老朋友许南方医生（左）和孙琳医生（右）在中国的合影。 孙琳医生是北京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我在国内与他有过多次合作。南方在国内医学院毕业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正是在这期间我与他相识。现在他已经学成归国，在北医三院成为了一名骨科住院医生。

中国在医师培训领域确实在不断进行积极探索。大概十年前，我到过的很多中国医院中甚至都没有“住院医”这一说，而现在国内已经开始在引进专科培训的概念了。我认为这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其实我很想听听，国内的医生，尤其是刚刚经历过规培的年轻医生，对中国的医生规培制度是怎么看的？大家的问题与想法，不妨都在评论中留下，我很乐意与大家进行探讨，也很期待下周与大家继续见面！

骆德唯

2017年1月12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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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叔医话】20年，我为什么坚持到中国去

    大家好！我是David P. Roye医生，我有个中文名字，叫骆德唯，有朋友于是干脆叫我骆叔。我现在是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一名小儿骨科大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时是我自己创立的非营利机构：国际医疗领导力（IHL）的主席兼CEO。通过IHL的工作我有幸认识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医生朋友，尽管我的名字有些拗口，但他们仍对我十分热情，这让我非常感动。

    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我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跟中国的临床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体会。于是当IHL的微信号开通时，编辑同事问我有没有兴趣为公众号撰写博客，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8年，其后每年都会多次到国内开会、看诊、手术、拜访伙伴、进行医生教育，一晃就是接近20年。去年12月我刚刚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但我觉得自己对工作的热情仿佛从未减退，反而与日俱增。

去年4月我参加美国中国儿童基金会（CCPF）的“仁医行动”，赴南京江苏省人民医院为患儿提供慈善手术，这已经是我们的美国医疗团队连续第3年到南京了。今年4月我们会再次出发，目的地依然是南京。

    常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将在中国的工作坚持了20年？其实答案很简单，推动与见证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享受的事，近乎爱好，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坚持不坚持了。美国有很多医生干到40多岁以后，都会开始走向世界，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去进行慈善活动、提供义务医疗援助，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我想成因有很多，这里面有宗教的因素，有经济的因素，甚至有的医生只是觉得“既然这是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也应该这样做”。但对于我来说，走出美国，与这些都无关，我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在1998年以前，我就已经到过很多地方，例如肯尼亚、罗马尼亚等等，去为当地的患儿提供更好的治疗。初到中国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当时只将它当作是又一次寻常的工作之旅；但在短短的几天行程之后，我发现中国给我的震撼绝非“寻常”可以形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成熟完整的医疗体系，先进的临床技术，远远超出我所到过的许多其他国家。最最重要的是，我在中国遇见的所有医生对患者、对工作、对学习都展现出极大的专注和激情，他们的职业素养让人钦佩，没有什么比跟这样的一群人一起工作更能鼓舞人心的了。我想正是从那时候起，中国慢慢成为了我心中的情结（这情结可远不止地道的中餐和白酒）。

我在纽约的办公室一角，挂着几年前科室同事们为我“颁发”的“国际医生证书”，我非常喜欢于是一直挂在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开始每年到中国进行志愿服务，他们也都对中国的医疗水平印象深刻。

    从那以后，我将每次到中国工作的机会都视作宝贵的充电。同时我也在思索着：中国的医生们为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工作热情，而我能为中国的医疗和医生们带去什么？渐渐地我发现，除了救助病人，我的临床技巧和工作经验能够实际地帮助到中国的很多医生，这得益于中国与美国相近的医疗文化和临床发展水平；这在其他一些更落后的国家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离美国和国际发达水平实在相差甚远。以我到访中国的频率，我每年最多可以为几十名的患者提供治疗；但如果我能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到哪怕几位医生，他们能实际帮助到的病人是以百倍甚至千倍计算的。制造影响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在想通这一点后，我开始热衷于帮助中国的医生获得提高，并为之专门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IHL）。

    说到IHL，它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从成立之初的稚嫩，到如今逐渐拥有成熟的课程体系和培训项目，我看着它一点一点长大。2014年年底我们在哥大首次成功举办了第一届院长管理培训班，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我们接待了前后超过50位来自中国的访学医生，IHL每一次小小的成长，对我、对我们的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一次莫大的鼓舞，它让我知道：我们还能做到更多，我们还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014年12月，IHL在纽约宴请赴美参加管理培训课程的院长学员。培训为期2周，有超过20位中国医院高管参加，这对于当时的IHL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我一直十分引以为豪。

    20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医疗的时代变迁。可喜的是，中国的医改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临床水平在不断进步，日渐与国际接轨。但也有很多现象让我不禁担忧：医院越来越大，医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同时他们缺乏足够的协助；医患关系紧张，让医生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医院管理缺乏统一标准，绩效参差不齐。在令人窒息的医疗氛围下，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让我惊叹，这也更激励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我每一位到纽约来学习的中国朋友，我都会跟他们说同一句话：“我在美国看门诊，每天只会预约15-20个病人，这大概相当于你们一个小时的工作量。说实话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在那样的高压下正常工作，因而我认为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棒的医生，你们也理应获得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环境。”

去年5月，我在纽约参加IHL举办的“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论坛，与来自四川省华西医院的唐医生相谈甚欢。我认为面对面的讨论是中美医生、医疗行业互相学习的最好方式。该论坛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4次，我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每一次与中国医生的谈话都能让我受益匪浅。

    以上，是一位平凡的70岁骨科大夫在深夜写下的一点闲篇碎语，很高兴你能耐着性子读完。但对于如何让医疗变得更好，我跟你们一样，都还是个学生。我非常珍惜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也希望能将这个博客继续坚持写下去。如果大家恰好爱看，不妨在将你想聊的、想听的、想问的写在留言里，每一个留言于我都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也算是对我一点小小的鼓励吧。很期待下周继续与大家见面、聊天！

骆德唯

2017年1月7日晚于纽约

现在，您可以通过IHL的捐赠通道，对骆叔及IHL的行动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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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L鸡年贺岁！众导师齐秀中文大拜年

在所有来自中国的医生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扶持下，IHL在过去的猴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值此新春佳节，骆德唯教授携IHL全体工作人员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大吉！IHL已经蓄势待发，期盼在新的一年里与大家继续携手，为推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助力！

想听IHL一众优秀导师齐秀中文，送上新春祝福吗？赶快点击视频观看吧！

特别鸣谢IHL临床及管理项目导师：Michael S. Sparer教授；Anthony R. Brown教授；骆德唯教授。

如视频无法播放，请登录腾讯查看完整视频。

2016年10月21日：“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大数据与临床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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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新一期“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研讨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翰墨健康科学大楼再次展开。本次讨论话题聚焦时下最热门的“医疗大数据”。身为临床工作人员究竟应该如何着手应用数据处理来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而究竟大数据能为临床工作带来怎样的获益？本次对话邀请到了中美两方六位医生及技术人员就大数据及其在临床的应用展开讨论。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友、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临床数据分析师周未先生主持。同时，本次会议首次尝试采用了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外无法到场参加会议的同好实时参与。

参与讨论的六位专家包括：纽约长老会医院小儿骨科主任骆德唯教授、深圳市儿童医院骨外科主任付桂兵医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外科翁崇医生、哥伦比亚大学Weinberg家庭脑瘫研究中心研究主管Hiroko Matsumoto女士、哥伦比亚大学中心骨外科部门质量官Kevin Wang以及上海森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马汉东先生。

在会议上，主持人首先以轻松活泼的视频动画解说数据处理与医疗的紧密联系来进行开场。紧接着由中美双方代表分别针对中美院内利用数据分析手段进行手术感染的预防控制案例进行生动的阐述，从临床应用的角度出发深度剖析中美差异。与会专家共同就临床数据库的建构及其如何帮助临床降低术后感染风险，进一步优化相关医疗决策进行深入探讨，同时美方专家分享数据研究应用于术前评估感染风险的最新进展，席间也就中国临床研究数据收集与整合的困难、抗生素的滥用与政府制定对应政策等多方面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会议接近尾声时，参与对话的中美医生与观众也就其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深圳儿童医院付桂兵主任提到：“美方所提供的感染预测模型带来很好的示范，大数据应该能做出更多针对不同面向的模型，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最后，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首席行政官骆德唯教授总结道：“关于大数据如何切合应用于临床工作中，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无论数据量的大小，都有其代表的意义及存在的价值。”

会后，参与讨论的中美医生及观众表示，类似的相关议题讨论有助于中美双方在医疗层面上进行思考的激荡。关于大数据的应用，美国目前已经进展到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才要渐入佳境，双方的交流不仅能为彼此提供更多思路，也能间接为临床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期待下一期炉边谈话带来更多深刻、启发的议题，也期待下一次碰撞出更加灿烂的火花。

（会议完整录像即将上线，请密切关注IHL微博账号及网站更新）

骆德唯教授谈IHL的使命与目标

十年前，骆德唯教授（David P. Roye Jr., MD）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创立了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十年过去了，IHL不断拓展着自己的视野与职能，但我们的热忱与理想从未改变。

让我们共同来听骆德唯教授讲述组织的创办故事，以及IHL的使命与目标。

如视频无法播放，请登录优酷查看完整视频。

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第二期研修班（2016年8月8日-16日）

2016年8月8日，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第二期研修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正式启动。超过二十位来自中国的医疗行业领导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本期培训，代表团成员主要包括医院高层领导者、政府官员以及各大企业代表。

在为期9天的课程中，来自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等顶尖学术机构的教授们通过课程、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与代表团学员们共同探讨了策略管理、质量安全、医疗财务管理、医疗信息技术等热点医疗卫生管理话题。代表团还受邀参观了西奈山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社区医院以及纽约长老会医院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深入美国医院临床及管理环境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在课程的结尾，每一位代表团成员都获得了由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课程结业证书。

本期培训班从课程结构到授课内容都在2014年首期培训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优化和革新，为参与培训的学员们提供了更贴近当下中国医疗卫生需求的理论模型与实践经验，收到了代表团成员及讲师们的一致高度评价。2016年秋天，首届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校友研讨会将在中国举行，敬请期待！

2016年8月10日: 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论坛: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暨IHL十周年庆晚宴

2016年8月10日晚，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8月论坛暨IHL十周年庆晚宴在著名的纽约运动员俱乐部（New York Athletic Club）如期举办。超过60位中美医生及医疗行业代表受邀参加了晚宴。

中美临床医生代表就“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为话题展开讨论

会议开始前，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主席兼首席行政官骆德唯先生代表IHL致辞，感谢当晚所有到场的嘉宾，对IHL十年来的发展作出了回顾。同时他还提到，在未来，IHL将继续以培养优秀医疗卫生人才为己任，开展各类培训项目，深化中美医疗交流，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在晚宴上，IHL邀请到了中美临床医生代表就“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为话题展开了讨论，深入剖析了患者中心医疗在中美两国实践的发展方向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来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主任医师骆德唯医生、Heakyung Kim医士以及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裴新红医生、四川省华西医院的唐学阳医生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任凯医生参与了本次讨论。

晚餐后，IHL还为受邀参会的IHL临床培训杰出导师举办了简短但隆重的颁奖仪式，感谢并表彰他们为中国访问医生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在仪式上，纽约长老会医院胸外科主任Joshua Sonett医生作为导师代表致辞。在发言中，Dr.Sonett赞扬了IHL为中美临床交流所作出的努力，并表示期待与更多中国医生共同努力，提升中国境内的医疗服务质量。

2016年5月20日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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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0日，“IHL炉边谈话”中美医生对话系列的首次研讨会议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翰墨健康科学大楼如期举办。八位来自中、美各大医院的医生、技术人员参与了对话，就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及其成因展开了讨论。会议由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总监刘达先生主持。

在会议上，针对近日在国内频发的患者袭医暴力事件以及日渐尖锐的医患矛盾，中美专家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会者从自身丰富的行医经验出发，深度发掘了医患矛盾的系统成因，并讨论了可行的解决思路。讨论在轻松、友好、启发的氛围中进行了近两小时。

“虽然我们已经听到了非常多类似的令人沮丧的新闻和声音，但我们针对现状也一直在进行反思和采取行动。”来自深圳市儿童医院的麻醉科医生陈芳医生在会上表示，“我对于国内解决医患矛盾问题的前景始终抱有乐观态度。” 

在会议的最后，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首席行政官骆德唯医生总结道：“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普遍存在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医院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需要多方和共同努力，而我们每一个人，从医生到医院的工作人员到患者，其实都可以为改善现状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共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中国各家医院及其他机构组织的超过40位来宾全程旁听了本次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参与对话的中美医生与观众就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做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会后，参与讨论的中美医生纷纷表示，类似的讨论有助于激发关于医疗行业现状的深入思考、推进中美医疗行业的全面交流。来自中国、目前正在纽约特种外科医院进行临床交流的陈医生告诉IHL：“这种邀请中美医生进行直接对话的形式，对我们的启发其实很大，包括让我认识到了许多之前忽略的中美医疗系统体制上的差异，以及它们所会造成的一些连锁效应。我很期待在将来还能听到IHL的中美专家们就更多的话题展开讨论。”

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首期研修班（2014年12月1日-12日）

2014年12月1日，国际医疗领导力组织（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首期研修班在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正式启动。24位来自中国的医院高级管理人员、政府官员赴美参加了为期2周的该次培训。

IHL医疗健康管理培训项目旨在为来自中国的医疗行业管理者提供管理培训，改善国内的医疗行业架构。IHL与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紧密合作，开发出了一套涵盖医院管理、医疗经济学、行政模拟、领导能力提升等热点话题的培训课程，并邀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来为学院授课。该项目得到了参与培训学员的一直好评。在将来，IHL还将继续深化多方合作，帮助更多的中国医疗管理者获取到来自国外了优质管理培训资源。